| 作者：刘金秋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 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 1.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 “创新”理论，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1]。“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则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的弗里曼教授指出，创新不仅是产学研三方合作的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国家行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和跨越追赶中，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和以往自发的产学研合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的政策干预和制度支持，以保证企业和国家长期战略的实施。他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2]。迈克尔·波特则将其分析的重点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了企业层面，国家只是作为一个公司的外在环境发挥作用，并加强或者是削弱其竞争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创新过程。根据波特的观点，政府应该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内的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3]。“三螺旋”理论则在如何实现国家创新战略具体途径方面有新的研究进展。1995年，“三螺旋”（The Triple Helix）创新模式由亨利·埃茨科威兹提出。该理论被认为是创新研究中的一个新范式，其主要是指大学、产业、政府之间透过组织的结构安排、制度设计等，加强三者资源与信息的分享沟通，提高科技资源的运用效率与效能[4]。我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5]。 综上所述，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理论界和各国有基本共识，即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由政府 、企业 、学校等组织组成的多元互动共生的创新生态环境，只是根据不同的国情有不同的侧重点。由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更加强调政府的主导。 2. 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和内涵 全世界有各类高等教育机构12万多所。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划分标准，前100名为世界顶尖大学，101名 ~300名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两者合称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大学排名体系主要有英国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世界大学排名，以及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两种排名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教育教学环境、科学研究能力、引文影响力、产业收入、国际化程度、雇主评价等[6]。 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相关研究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量化标准：一是年度科研经费不低于20亿元人民币；二是有15个以上的学科进入ESI排名，有3个以上的学科进入世界前50位 ；三是年度SCI( 含SSCI)论文数量应达到2,000 篇以上，教师年人均产出的 SCI（含SSCI）论文在1篇以上；四是有10位左右具有重大原创性成果的国际顶尖专家；五是年度Nature和Science发表的论文数量应达到4篇。以上量化指标主要是根据世界排名前100位大学的基本情况制定的[7]。 由此可见，理论界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在国际权威的大学排行榜中能够稳定在前100名以内的大学就可以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其内涵主要包括：具备一流的国际声誉、办学理念、基础设施、科研条件、教学科研团队；能够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科研成果和育人成果；具有一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能不断创新；具有厚重的校园文化和自由探索的精神氛围。 3. 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 大学兴起于中世纪的欧洲。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生活是以基督教为核心展开的，最早的西方大学是由教会创办的，其主要使命是传播基督教思想文化和诠释基督教经典。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现代大学逐渐走出宗教的藩篱，融入到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德国教育家洪堡根据德国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将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一项重要使命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而“服务国家需要、服务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价值理念则始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基于这一理念，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一流大学通过数代人的努力，终于造就了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核心作用的三大科学园区：硅谷、128公路和三角地带。 可以说，没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就没有著名的128公路；没有斯坦福和伯克利，就没有硅谷；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没有今日美国傲视全球的国家创新体系。而放眼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肩负着参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和运行的重要使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 因此，作为基础研究、高技术领域原始性创新和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基地，作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重要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堪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轴心机构。可以断言，要实现构建有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实现国家富强、民生幸福。 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来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固然要重视基础原创性研究，但是最为核心的环节，还是科技创新的市场转化机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轴心机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效地黏合政产学研用各个创新主体，能够在众多高校、研究机构中形成示范效应，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引领国家创新的发展进步。 从国际经验看，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也会促进世界一流大学的不断进步。因为这种正向反馈的马太效应，也使得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实力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重要机制之一。 国家创新体系视野下的北京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1.中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对比分析 科研竞争力主要采用发文数量、论文被引量、专利拥有量、高被引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热门论文数等6个一级指标进行评价。以排名前600名的世界大学作为统计样本，可以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差距很大 ：美国囊括了前600名大学中的26%，而我国仅占3%。从大学本身来分析，我国顶尖高校进步显著，北大、清华大学近年来在THE、QS 等大学排名中稳定在前50名左右，已经稳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中国大学整体的进步也很明显，在各项指标上的竞争力逐年增强。中国一流大学近年来主要在发文数量和专利拥有量两项指标上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是在论文被引量、高被引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热门论文数等指标上依然差距巨大[8]。 这说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一流大学的科研生产能力迅速提升，但是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还亟待提高。而这两项正是国家创新体系最核心的指标。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其一所大学每年的专利数量往往都在数百件，专利被转让、许可的比例平均在50%左右；而中国大学专利被转让、许可的比例仅为3%左右。这也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要在提升科研生产质量，尤其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等方面下大气力，尽快实现从量变向质变的飞跃。 2.北京大学与其他中国一流大学的对比分析 从全国范围来看，北大在发表科研论文数量、论文被引量、高被引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热门论文数等基础指标上都具有较明显的优势，这也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中国大学领头羊的国家价值。但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北大与不少兄弟高校，尤其是与部分C9大学（首批进入“985 工程”建设的9所大学）相比，在部分领域还有显著差距。根据教育部公开资料[9]，笔者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7所C9大学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统计发现 ：在科研经费、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科技进步奖、校企合作等方面，北大还需要加快追赶兄弟高校。 科研经费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基础的条件。北大年度科研经费只能排在C9大学的中游，且与位居第一的清华大学差距非常大，一般都在20亿元左右。北大年度经费折线图在C9大学中波动性最大，这说明其科研经费来源不太稳定，说明北大的筹资能力和筹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巩固。 科技奖励是体现大学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2015年10月，北大校友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这充分体现了学校在前沿科学研究上的战略优势。与此相印证，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评比中，北京大学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反映应用科学发展水平的科技奖励，如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奖项评比中，北大与C9中的优势大学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国务院各部门科技进步奖评比中，北大与C9中优势大学的差距则非常明显。统计上述部分C9大学近5年获得该项奖励总数可以发现，北大获奖数仅占总数的14%，而清华大学则占40%。这说明北大应用科学发展水平和争取行业部门支持的力度还有待提高。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进步奖评比中，北大的表现更为堪忧。北大2010年-2012年连续3年在此项奖励中颗粒无收。统计近5年部分C9大学获得该奖项数量情况，北大总共只获得8项，浙大则获得382项。这说明北大参与区域科技创新的水平还亟待提高，参与区域科技合作的空间布局亟待加强。 在校企合作方面，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每年数百项合作项目相比，北大的校企合作每年仅有二三十项左右。近5年北大校企合作技术合同数量仅为135项，仅比南京大学略多，位居7所C9高校的下游，且与其他兄弟高校的差距很大。这说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北大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短板。 结论及建议 正如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所说，未来一个时期北大的两大任务：一是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一“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二是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北大自身的跨越发展，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梦想，这也是北大人的“北大梦”。这两大任务紧密结合、相互促进[10]。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了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 2048”远景规划和“三步走”战略设想，既紧密结合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需要，也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规律，为北大两大历史任务的顺利实现勾画了美好的蓝图。 从现有的指标体系来看，北大在主流世界大学排名中基本稳定在50名 ~100名，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一步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为全国高校树立了典范，也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通过前面的对比分析，我们对于北大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中的定位与作用，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第一，虽然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顶尖大学总体来讲已经成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世界顶尖大学的差距还非常巨大。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竞争力还非常薄弱。“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实现“北大2048”远景规划后两步战略目标，北大势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迎接更加严峻的挑战，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第二，虽然通过“211 工程”和“985 工程”的重点建设，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实现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初步战略目标，但是中国大学整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北大要以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凝聚共识，继续发挥好旗帜引领作用，带动中国大学的整体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全面进步。这是北大这样一所大学不容推脱的国家使命。第三，虽然在原创性基础研究、教育教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北大在国内高校中的领先地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即便是目前的领先地位也并不十分稳固，尤其是在科技成果转化、区域创新合作、校企合作等涉及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关键领域，与部分兄弟高校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要求，北大要正视差距，积极培育创新驱动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的时间布局、空间布局和行业布局，力争早日建成世界一流的、面向未来的“研究型 + 创业型”现代综合性大学，引领中国大学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从对北京大学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顶尖高校群体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创建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面临着各自具有的个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更多地面临体制机制性的共性问题。中国顶尖高校群体要以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为锚，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标 ，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依据国家战略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恰当的发展规划。高校的发展规划既要结合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战略需求，又要符合高校长远发展利益，要对产学研关系起到引导、促进、优化的作用，发挥好高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第二，深化高校人事体制改革，消除产学研之间人才交流机制障碍，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推进。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促进高校教师对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第三，改革完善高校科技管理机制。管理机制对科研成果质量、成果转化能力及产学研关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应提高管理机制的运作效率，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和成果管理办法，设置技术转化中心等中介机构，有效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第四，发挥高校优势，强化对创新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继续教育。通过继续教育，全方位提高创新者的创新欲望和能力，拓宽创新者的知识构成。要把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继续教育、培训项目作为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的切入点，用持续不断的智力资源开发来提高创新资源开发的效率，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作者：刘金秋，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
